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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为何公开叫骂逃费的人? 来源: 广州日报

来源:未知 更新时间:2017-06-05 点击次数:
8月25日下午,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。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周立太形象随便得有些惊人一件有几处污渍的T恤,一条黑色短裤,外加一双拖鞋,边说话还边用手提提往下掉的裤子。格老子、

  8月25日下午,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。出现在记者面前的周立太形象随便得有些惊人——一件有几处污渍的T恤,一条黑色短裤,外加一双拖鞋,边说话还边用手提提往下掉的裤子。“格老子”、“狗日的”、“他妈的”……这些词不时从嘴里蹦出来。

  周立太最近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。8月16日,他在自己的博客上撰写文章《又有一群“狗日”的跑了》,赤裸裸地公开叫骂欠逃律师费的农民工。

  周立太长年为农民工打官司,曾被称为“中国第一打工律师”。但10多年来,他遇到600多名欠逃律师费的农民工,500多万元律师费打了水漂。由于缺少收入,目前他的律师事务所陷入了困境,至今有两个月未发工资,“我是被逼急了。” 这次叫骂,体现了周立太一种无奈的生存挣扎。

  为什么一些农民工会出现欠逃律师费的行为?应该怎么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?为农民工维权的律师事务所的生存又该如何保障?带着这些问题,记者直面周立太展开了对话。

  文/图 本报特派记者何涛

  对话

  记者:能不能简单地介绍一下你自己?

  周立太:我今年51岁,出生在重庆市开县五通乡一个农民家庭,就是格老子井喷事故发生的地方。我家里祖宗3代没有一个是吃国家粮的,全是农民。由于家里贫寒,我只读了小学二年级,后来也没有上学,法律知识全部自学。1974年11月,我到西藏参军。当了4年兵后,又回到老家农村干农活。

  1980年至1983年,我到湖南安乡县一个砖瓦厂挑砖、拉板车,期间自学了法律知识。1985年8月,开县司法局在陈家区(现为长沙镇)组建法律服务所,我由此受聘从事法律工作。1986年,我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,取得律师资格。

  “请我打官司的都是农民工”

  记者:你是怎么开始打农民工官司的?

  周立太:1996月5月1日,我接受开县一个姓徐的农民委托打官司,儿子和儿媳在深圳被香港的车撞死了。以前上下班途中死了,只算交通事故,没有工伤赔偿这一块。后来我打赢官司,法院认定为工伤,一共赔了30多万元。此事在农民工中引起很大反响,之后就走不了。在深圳期间,我先后收留了200多个残疾人一起吃住,帮他们打官司。当时农民工没有追讨加班工资的概念。

  记者:律师事务所什么时候成立,办了多少农民工官司?

  周立太:2001年6月4日成立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,4年后在深圳成立了分所。从1996年5月1日到现在,我先后受理了农民工的案件7000多件。工伤1000多件,追讨工资、加班费和经济补偿金2000多件,追索养老和社会保险1000多件,民工告政府职能部门1000多件。

  记者:打了11年官司,有什么感受?

  周立太:一是欣慰,改变了农民工工伤赔偿较低的历史;二是创造了工伤假肢更换费一次性支付的先例;第三,推进了依法行政、司法公正和立法的完善,同时促进外来工建立维权意识。我打的官司是中国历史进程和法制进步的历史记录。从1998年到现在,有2000多次各类媒体关于我的报道。我觉得有一些成就感,社会给了我很多荣誉。

  记者:别的官司你不打吗?

  周立太:不是不打,是别人不请你。因为打经济官司,人家要看你有没有关系,这个很现实。请我打官司的都是农民工,没有一个是老板。

  “打这个去哪里都不受欢迎”

  记者:你率先实行了风险代理制?

  周立太:2006年12月1日以前,考虑到有些农民工付不起钱,我对部分农民工官司实行风险代理,就是不打赢官司不收钱,把风险转嫁给律师事务所。但是这样却使我深深陷入经济上的困难。2006 年之后,根据国家规定,不再实行风险代理制了。

  记者:打农民工官司难吗?

  周立太:我们打这个官司,每走一个地方都不受欢迎。我经常听说,“他就是为打工仔打官司的那个”,说话的口气有些鄙视我,我绝对不骗你。除了这些还有两个担心,一是担心官司打不赢,二是打赢了官司怕跑。

  记者:多少人没给钱跑了?

  周立太:从1998年到现在总共有600多人没有支付律师费跑了,500多万元律师费收不回来。2004年、2005年的税都没有交,欠税款43万元本金,地税局发了公告。

  这次骂人,也是因为一些农民工欠费跑了。2005年11月5日,我接到东莞一家工厂60余名员工委托索要工资的维权官司。当时他们支付了办案差旅费25000元,按双方签订的合同,按实际赔偿数额的15%支付律师费,已交的25000元从律师费中扣除。事后,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,用人单位支付70余万元经济补偿金及拖欠工资。按合同规定,律师费有约10万元。

  2007年8月15日接到法院通知后,60余名农民工领取了赔款,马上各散东西,7万元律师费化为泡影,我气得要跳楼。

  记者:是不是因为你的收费太高了?

  周立太:我们的收费不高。打赢一宗官司一般每人收2000元。这是按照规定执行的最低标准。由于差旅费很高,有时还要亏。

  记者:听说这些年还退了150万元?

  周立太:有几十单案子,法院判决当事人败诉,按合同是可以不退律师费的,但是他们到政府闹,我们没办法。不退不行,几十上百人把门都堵了。这些年如果不跑费、不退钱,还是很好过的。

  “我本身也是一个农民”

  记者:听说你的员工都来自农村?

  周立太:员工一共有43人,其中律师不到30个,全都来自农村,95%是重庆农村人,没有一个是城市人。不是我故意要招农村来的,城里的律师根本不来,他们有关系,有案源。农民工的案子时间周期长,收不到钱,费力不讨好,他们不愿意办。

  记者:律师事务所的收入情况怎么样?

  周立太:去年深圳分所受理了700多件案子,收入134万元;重庆总所受理案件438件,收入不到100万元。今年到目前为止,深圳分所已经受理了400多件案子,收费70多万元。这些收入根本不够,去年借了30万元的债,现在还没还。目前还欠员工两个月的工资共20多万元没有付。40多个人要发工资,一个月房租、差旅费要16万元,不能按时发工资,律师也消极呀,兄弟!

  我压力很大。开这个律师事务所,把老子的头发都开白了,我现在是染了的头发。每个月都有人打来电话说,老大,那个人又跑了。律师这个行业没有财政的保障,如果谁每年捐三四百万元,我一分钱不收。

  记者:开骂为宣泄还是引起社会关注?

  周立太:我是被逼急了。这些人不给钱就跑了,我发几句牢骚,骂几句话,很正常,天经地义。骂他,说老实话,老子都想打他。

  现在,一些农民工的社会道德丧失到了这个地步,哪里知道感恩图报呀。通过这个事来唤醒整个社会,引起广泛关注。

  记者:有人说,你这么做是为了炒作?

  周立太:说我炒作的那些人根本不了解,我早就出名了。你在百度上搜索一下,关于我的新闻起码有1万条。老子是气火了。老子炒作?!老子早就出名了。

  记者:你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农民吗?

  周立太:我不歧视农民,也不歧视农民工,我本身也是一个农民,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第一批农民工。老家现在还有包产地,去年为了孩子读书,才把户口从农村落到重庆市区。老子不怕,我心宽,万一不行了,我还可以回去种地。

  (说到这里,身高1.70米,体重182斤的周立太激动地一下子把上衣扒了下来,露出白花花的肚皮。)

  “我不雷锋,我只是个律师”

  记者:有网友说,欠逃律师费不对,但骂人同样不对,你觉得呢?

  周立太:我还是坚持。我不仅停留在语言上,我还要采取一些行动。

  我谈三点。第一,律师事务所履行了义务,乙方当事人就应按照合同规定支付律师费,天经地义。律师事务所要生存,律师是人不是神。我要声明我不雷锋,雷锋还有津贴。

  第二,履行合同不仅是法律责任,还是社会责任。人要讲诚信,如果大家都欠费,社会就不和谐。我们有义务培育诚信、公平,相互尊重,履行法律责任和社会义务。

  第三,追讨律师费不仅是律师责任,也是政府责任。我们要纳税的。谁高尚到老子的律师事务所来,磨都磨死他。“不生儿不知屁股痛。”人穷,法律的规则不能穷。

  记者:可不可以打官司追回被欠律师费,而不用骂呢?

  周立太:打官司一是要花路费;二是要花诉讼费;三是打赢了也可能执行不了,告他们根本不现实。但我不会放弃通过法律途径来索回律师费。

  记者:你认为他们为何欠逃律师费?

  周立太:我觉得他们受了不诚信环境的影响。他们在企业打工,有的老板不给加班工资,有的欠薪跑了,有的不签合同,不买社保,不买养老保险。

  记者:法律援助能满足需要吗?

  周立太:现行的法律援助,还不能真正保障农民工打官司的需求。虽然它的机制很完善,但法律援助的律师由地方财政出资,如果农民工告当地政府部门,你说这律师会努力打官司吗?如果有免费的法律援助,农民工干吗还找我?

  记者:你觉得怎样才能解决欠费问题?

  周立太:我曾写过建议,希望对上诉机构制定一个规则,把执行款发到律师事务所账户,银行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扣发,以保障律师事务所的正常收入,培养诚信机制,还可以杜绝偷税漏税。

  专家透视

  不能简单看作农民工缺乏诚信

 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伟民说,周立太骂人的方式不对,但是情有可原。叫骂事件不能简单地看作一些农民工缺乏诚信。农民工是弱势群体,讨薪是因为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,从而产生一种情绪;又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社会的其他方面。农民追讨工资应该通过正当途径解决,只有在正当途径解决不了时才要打官司。律师事务所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组织,打官司其实已偏离了正常的解决渠道。有关组织和执法部门应加强对不法企业主的打击力度。

  同时,事件也凸现为农民工打维权官司的律师事务所的生存问题。武汉大学法学硕士、法律工作者刘超说,可建议由政府出面对农民工打官司给予补贴或资助。其次可建立公益诉讼基金。周立太之所以出名,是因为这样的律师太少。律师的收益很不平衡,做经济类案子的律师大多收益颇丰,为农民工打官司时间长、付出劳动多,但是收益却很少。建议建立公益诉讼基金,从所有律师的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建立基金,专门解决农民工打官司支付律师费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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